艺术地理学的振兴及重构

张 慨

（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艺术地理研究所）

艺术地理是指艺术发展过程中艺术家、艺术现象、艺术活动、艺术作品与地理环境之间双向建构的客观过程，艺术地理学是对这一客观过程的理解和研究。20世纪初地理学家雨果•哈辛格尔创造了艺术地理学（Kunstgeographie）一词，但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1960年，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出版了《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讨论的艺术家再现现实世界的错觉问题，引发西方地理学界强烈的共鸣。1961年，英国地理学家普林斯首次提出了“地理学构想”的概念， 直到90年代格雷戈里的《地理学构想》一书问世，引发了“意象”、“映像”、“映射”等一系列讨论，地理和艺术在“地理构想”概念统领下走到了一起。近30年来，尽管学术界对何谓“艺术地理”和是否存在一般艺术学意义上的“艺术地理学”有着各种不同的见解，但这并没有妨碍“艺术地理”在实践和研究领域中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趋势。

“艺术地理学”的振兴，对应于人文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文化转向、空间转向和媒介转向，呼应了艺术研究领域出现的两个新趋势：一是一般艺术学理论体系的开放性，艺术地理学作为艺术一般规律的讨论成为可能。二是艺术作为认知世界的工具与媒介，从符号性转向媒介端，艺术家与设计师不断向世界提问，参与社会建构，构思多种多样的未来。这使得艺术学和地理学在全球化浪潮中的“重回地方热”中不期而遇。

艺术地理学的振兴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艺术学界在钩沉和整理地方史文献的同时，重新发现了艺术的“地方”和地方的艺术；第二是沿着人文主义地理学理论的方法，建立了新的艺术解读范式；第三是当代艺术实践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发展，以及文旅产业的兴盛，给艺术地理学提出了若干重大问题，需要进行理论的探索与回应。如果我们采用文化地理学的定义，“艺术地理”就是艺术所占有的空间之特征和规律，艺术所占有的空间及其规律包括两层涵义。

首先，艺术地理是“地理感知的艺术”。

艺术作为人类情感和观念的媒介，对地理世界的把握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艺术作品中建构的精神世界，有赖于外在世界的形象塑造，声音、色彩、线条、旋律、叙事都内隐了创作者对客观世界，包括地理的认识、感受和思考，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艺术对不同尺度的空间特质的概括和描绘，形成了以空间为核心的艺术实践和研究。那些人类难以驯服的自然空间要素，如荒野、沙漠、海洋、戈壁，人们多采取情感化的方式进行处理。艺术里的“家山家水”不只是山河壮丽的形象，亦是地理体验的审美表达。

人们对地理环境认知的变迁，带来了艺术创作的流变。从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采猎文明时代，人与自然是恐惧与依赖的关系，对自然神灵崇拜的艺术普遍存在。农业文明时代，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在不断征服自然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减弱，“天人合一”观和因地制宜论成为艺术实践的法则。工业文明时代，征服自然和人定胜天尘嚣至上，人类作用于地球表面的力量不断带来地球表面的地理样貌发生变化。在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时代，谋求人与环境关系的和谐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人类中心主义退场，艺术中心主义镜像成为当代艺术的潮流之一。

其次，艺术地理也同时指向“艺术的地理属性”。

艺术是一种行为过程，是一个从创造、生产到传播、接受的过程，从艺术实践的角度考察，包括艺术创作主体构思、酝酿、形成作品三个构件。从艺术价值实现的视角考量，包括艺术生产（创造）、艺术传播和艺术接受两个环节。

在艺术创造阶段，艺术作品的形成离不开思维、载体和技巧三个条件。形象思维通过形象（包括地理形象）诉诸情感。艺术家的采风、写生、体验生活、游历等空间经历，成为建构艺术形象的必要路径。艺术载体的核心是其物质性。在中国形成了一整套基于改造和适应自然地理环境的艺术创作技巧，如“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法天象地”“模山范水，移天缩地”的创作原则，自然形态的花鸟、山水成为中华民族经典的装饰图案和美术题材等等，天人合一观可谓统摄了中华艺术的所有形式¹，并由此衍生出“情景合一”的艺术评价尺度。

艺术作品必须通过传播才能实现其价值和功能。艺术的传播与艺术家和传播者的空间流动息息相关。艺术家的群聚和流动，既形成了不同的地域艺术风格和流派，也带来艺术品和风格的流动与扩散。一些特殊的、偶发的历史事件会将艺术传播推入未曾预料的轨道。

艺术接受是艺术行为过程的终端，接受既需要特定的空间和审美的经验，也需要一定的知识框架，包括地方的经验和知识。全球语境中的“中国红”既内隐着中国人的知识框架和美学风格，也形成了“他域”对中国的美学辨识度。

由此，艺术行为的过程不只是艺术家的实践过程，也是人与地理对话、互动、同构的过程。地理进入艺术，不是以二元对立的立场将地理简单视为艺术行为过程中的外生要素，而是将艺术与地理视为一个统一的场域，研究艺术的空间特征和规律。

地理从阐释艺术的影响因子转为艺术的地理属性，决定了艺术地理学终归是属于一般艺术学的。艺术地理学既拓展了艺术理论研究的议题与方向，又增加了艺术行为过程各要素的空间关系的分析，促进艺术学理论的更新和研究的深化。这样的逻辑关联决定了艺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分布在这样四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作为媒介的艺术所建构的社会认知领域，这包括艺术物质性理论，以及艺术媒介对客观地理世界的丰富重构。物质性不仅是艺术的基础和艺术生产的出发点，还包括另一个重要特征——结构性以及由此而必然存在的系统性，即以艺术作品为中心建立一个存在各种关系的世界，艺术在本质上成为社会知识的媒介。

第二个领域是艺术本体对地理空间和内隐的人地关系的感知和想象性的重构。对这一领域更为深入的阐述还包括艺术的地方性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地方的艺术。指不同空间尺度的地方艺术研究，其学术生产以地方为容器，厘清地方艺术发展脉络和过程，建构艺术资源库存，提炼地方艺术符号，服务于文旅产业。二是艺术的地方，指艺术作品对不同尺度空间的地理想象和视听奇观的建构，艺术成为“想象地理”呈现的重要媒介。这一主题讨论艺术如何审美性地建构地方并赋予其意义，艺术符号对地方的重塑、传播和强化，以及艺术是如何建构、表达地方人群的身份和文化认同。

第三个领域发生在如何阐释艺术行为过程中各环节要素与其存在空间的关系。以空间为坐标的进路，需要考察艺术生产的空间对艺术的影响；艺术传播和接受的空间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各种社会空间对艺术创作的规定性制约；以及艺术的空间过程，即不同历史时期艺术的空间格局及其变迁过程，着力探求艺术发展的空间过程和空间动力。

第四个领域是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当代艺术地理学研究带来的新机遇。一方面数字化艺术史元数据中必然包含艺术行为全过程中各环节的地点、位置、场所等空间信息，才可能实现“跨地理位置分布的材料整合”2。另一方面，艺术史知识图谱的可视化绘制中有关艺术家、作品、身份、地点、事件等数据信息，需要在艺术地理学扎实的文本研究基础上建立。上述四个领域的基础是人地关系。而艺术对世界的表现离不开对人地关系的感知和理解。艺术的地方表征和艺术景观的塑造，其核心都是艺术对人地关系的理解和表达。

这样的理解为当代艺术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第一，围绕“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可以带来艺术生产的新内容。第二，面向地方，探究人与地方的关系，以艺术为媒介，建构新型人地关系，讲好“家乡故事”。第三，以当代情怀和全球视野，指向两种学术目标，一是充分利用计算机容量和技巧，建构地方和全国艺术语料库，实现超越地理界限的全球艺术研究的可能。二是在厘清“中国艺术的特色、艺术何以为中国的”同时，以艺术为媒介讲好“中国故事”。

上述四个领域共同促成了艺术地理学最关心的“空间的艺术”和“艺术的空间”两个问题，而贯穿这四个领域的核心问题是：艺术是如何在表达对人地关系认知的同时建构了自身发展过程的。

中国艺术特征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不断叠加、累积和吸收各种因素的过程，除了需要以动态的立场关注艺术流变的时代特征，还要基于多元的立场充分注意中国由于疆域广大、地理空间和环境资源条件带来的文化形态的多样性特征，不能缺失对中国艺术空间过程的视角，不能忽略中国艺术共时性过程中的多样性特征，以及由此衍生的艺术与空间的系统性关系。这既是新文化地理学和一般艺术学在方法论层面达成的共识，也是艺术地理研究和实践的学理路径和应有之义。

艺术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追寻，究其本质是探究中国艺术是如何表达中国人民和中国大地的关系及其历史。以地理为基点，以地方为基础，在当代情怀和世界视野中，通过艺术发展过程中地理属性的“发现”和切入，将中国艺术镶嵌在中国大地上加以探究，全面探讨艺术演变的空间分布和过程，揭示地球表面艺术要素的空间格局及其相互关系，探索影响艺术发展的空间动力；解读艺术的地方（中国）表征，透过艺术现象表面，探求其背后的抽象文化，识别文化基因和文化“遗传”因子，解读内涵的深层次文化理念。

人文学科的研究需要回应时代的命题。艺术学三大体系的建设是艺术学界当下亟待回应的现实追问，其建设目标就是“如何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3。回应这个时代的命题首先应厘清“中国艺术的特征是什么”、“中国艺术特征形成的过程和规律是什么”、“中国艺术是如何建构和表达中国大地和中国人民的”，以中国地理为基点，将中国艺术置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历史文化的大的背景之中加以考察，以宽广的学术视野，深度钩沉“中国艺术”与“中国”大地、中国人民的关系，辨明中国艺术的异质性，回应“艺术何以为中国”的时代之思。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萧正洪教授给予本文中肯的建议，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参考文献
1 张燕：《论中国造物艺术中的天人合一哲学观》，《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
2 [美]约翰娜•德鲁克：《存在一个“数字”艺术史吗？》，夏夕 译，《艺术理论与艺术史学刊》 2019年第1期。
3 李永杰：《推动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3日第001版。